2013年，中國需要哪些必要而迫切的改革?在8日一場題為“中國改革議程：釋放新的制度紅利”的分論壇上，世界銀行原高級副行長林毅夫、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和倫敦經濟學院教授馬丁·杰克等論壇嘉賓就此話題展開了一番熱議。
論壇主持人開場時向主席臺上的4位嘉賓提出了一道即興問答題：“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林毅夫稱是“實現經濟轉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巴爾舍夫斯基的答案是“以新戰略釋放制度紅利，實施城鎮化戰略”，樊綱則認為是“國有企業改革和大力推進城鎮化”，馬丁·杰克回答說是“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反腐敗”。
四位嘉賓的答案中均涉及改革。毫無疑問，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改革開放30多年來，從國家面貌到個人生活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全國有近5億人擺脫了貧困。如果說過去的發展，靠的是人口紅利、開放紅利、資源紅利，那么，今日面對難得的發展機遇和復雜的矛盾問題，中國更需要以改革激發出制度紅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發展如何實現轉型，人民如何過上更好的生活，改革如何走出“攻堅區”和“深水區”，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人民期盼的熱點。
巴爾舍夫斯基和樊綱不約而同地都把城鎮化看作是下階段中國改革的優先領域。確實，當前中國經濟總量雖已躍居世界第二位，而人均GDP水平在全球排名接近90名，城市化率水平只有52%左右，中國未來發展的空間很大，當務之急是要優化資源配置結構，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釋放制度紅利。樊綱表示：“城鎮化首先是人的城鎮化，農民工在城里打工幾年后不是回到家鄉，而是要在城里待下去，做一個真正的城里人。這涉及戶口制度改革。”林毅夫補充說：“全國只有 35%的人口擁有城市戶口，這意味著17%的人口，即約2億人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權利。”巴爾舍夫斯基認為：“讓更多人獲得城市服務，能增加消費，這有助于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經濟構成中，消費占比超過50%，而中國只有約30%，這意味著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與西方相比還處于初級階段。”馬丁·杰克指出，“中國的改革需要從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巴爾舍夫斯基呼應說：“中國政府已經確定了將來的經濟目標，并制定了相應的計劃，下一步要看能否把計劃落到實處。中國需要繼續改革，在頂層作出決定。”
深化改革千頭萬緒，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有在全面深化中突出重點、找準突破口，才能事半功倍。城鎮化發展將會釋放巨大投資和消費需求，這將是未來促進內需的戰略著眼點，也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動能。
在談到中國的居民儲蓄水平時，中外嘉賓展開激烈的觀點碰撞。巴爾舍夫斯基認為：“儲蓄是為了滿足將來的需求，高儲蓄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宏觀調控，但中國儲蓄率過高將導致金融壓抑，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林毅夫顯然不完全認同這一觀點，他舉了兩個國外的例子予以回應：“在亞洲，新加坡是高儲蓄率國家，其經濟運行被公認是健康的。在歐洲，德國的儲蓄率水平也較高，其經濟狀況同樣無可挑剔。”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只有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才能引領中國巨輪穿越難關險灘，駛向全面小康的彼岸。改革只有通過體制變革和機制創新，才能讓更多的人得以分享紅利。改革紅利不會自動變現，以真抓實干的精神推進制度創新，以造福人民的使命感承擔歷史責任，就一定能有更大作為、更多進步，讓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發展是最大的民意，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離開改革開放，就難以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也就沒有中國的明天。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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